​没有规则的“规则”，远比没有规则更糟糕

没有规则的“规则”，远比没有规则更糟糕

大家都听说过“叛国罪”这个罪名，但99.9%的人都说不清楚“叛国罪”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？

然而，这只是从法条出发而言。

如果问一个人他个人对“叛国罪”是怎么理解的，相信每个人还是能说个八九不离十的。这说明，人们对有损国家的行为是有判断标准的，也大体明白叛国罪的内涵。

叛国罪的行为很容易辨别，假如一个人把自己的课本送给了外国人，这肯定不是叛国罪；和外国人谈论《三十六计》也绝不是叛国罪。

所以说，“叛国罪”作为一种规则，是容易被大家认知的。

不过，“叛国罪”是现代法律的概念，在200年前可是没有这个罪名的，但那时候有个与之很相似的罪名——“大逆罪”。

“大逆罪”是封建王朝所采用的罪名，基本意思是“犯上作乱”，和今天的“叛国罪”略有相似之处。

“大逆罪”的特征是高度“模糊”，实施的时候是单向认定。比如：乾隆时期，有个叫郎世臣的满族大臣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“秋风招人懒上朝”，就被乾隆认为是讽刺自己，就认定其犯“大逆罪”被流放宁古塔。

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，所谓“大逆罪”和“叛国罪”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认定的随意性和模糊性。

“红灯停、绿灯行”是交通规则，路上如果没有红绿灯，汽车就会失去指令，司机就会乱开车，交通规则就是合理的规则，缺失了就会造成混乱。

但“大逆罪”看起来虽然是一种规则，然而它的本质却是模糊的、毫无规则可言，因此它是没有规则的“规则”。

一个社会没有规则会造成混乱，但如果产生没有规则的“规则”，却只能产生罪恶。因为，其自身的模糊性必然被当权者随意发挥，成为压制他人、打击异己的工具。乾隆皇帝就是利用这个罪名打击了那个倒霉的大臣。

“大逆罪”除了容易被利用之外，还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——说假话或者不说话。

清朝时候的文字狱本质上都是围绕“大逆罪”展开的，名仕徐骏因为一首诗里有“清风不识字、何必乱翻书”就被清廷以“大逆罪”判处死刑。所以，那时候的文人们为了不惹麻烦，大家只能按照“八股文”规定的形式行文写作，说的全是空洞无物的套话、谎话、废话，如果超出这个界限，不知道哪天就触犯了“大逆罪”而丢了性命。

于是，整个清朝时期思想界是万马齐喑，而老舍《茶馆》中那个伙计的一句“莫谈国是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“生存智慧”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僵化的思想体系，最后大清断送了江山。

“大逆罪”不仅坑别人，有时还会害了制定者自己。

十八世纪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，也制定了一个“大逆罪”，其中有个规定：只要人们敢提到“国王驾崩”四个字，那就是触犯了“大逆罪”，要判死刑。

结果有一天，亨利八世得了大病，每个医生都说他身体无恙，更不说国王有可能会“驾崩”这个字眼，所有的医生都把国王的大病故意当做是小病诊断，就是不说真相，结果亨利八世得不到救治而一命呜呼。

还有一个趣事——成吉思汗西征要攻打花喇子模国。花喇子模国王也有一个规定：如果信使带来的消息是坏消息，那就会被斩首。

于是信使们送信是战战兢兢，明明知道蒙古军队已经打到了边境，再有几天就打到国都。但他们可不敢把这样的消息如实上报，于是就路上偷偷修改了情报内容，说蒙古军队已经撤军了——这绝对是个好消息。可结果呢，花喇子模国被蒙古突袭灭国，国王也丢掉了性命。

这么荒谬的事就是不合乎情理、不符合逻辑的“规则”的杰作。

当然，今天已经没有“大逆罪”和“坏消息罪”这么荒唐的法规了。

不过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各种“规则”来维系秩序，而如何制定“规则”也绝不是随口即来，更不是朝令夕改。相反它充满智慧，否则同样会酿成乱象甚至是罪恶。

足球比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两队比赛的时候，如果防守一方有球员受伤倒地，那么进攻方一般都会把球踢出场外暂停比赛，等受伤球员处理好伤势后重新开球。

按照比赛要求，进攻方把球踢出场外后就会由防守方开球继续比赛。但由于进攻方是因为防守方球员受伤不愿乘人之危才把球踢出场外，因此防守方都会把球再次踢还给进攻方。这种行为非常绅士、非常文明，充满人情味，体现的是足球竞赛的高尚精神。

不过，这个规则却不是国际足联规定出来的，而是足球界的约定俗成，是一种“江湖惯例”。长期以来，这种规则运行得非常成功。

但假如有人非要把这个“潜规则”变成一个硬性规定：如果防守方有球员受伤倒地，那么进攻方必须停止进攻，表面上看起来很人性化，但却坏了大事。

大家将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：当进攻方占有优势即将进球的时候，防守方就会充分利用这个“规则”，立刻假装受伤倒地而终止对方的进攻。大家想想看，是不是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绝对会。因此，国际足协也绝不会这样画蛇添足。

这说明——规则不是万能的，不是什么事都能用规则、规定、甚至是法律就能解决的，如果“规则”手伸得太长或事无巨细都想掺和往往会弄巧成拙。

2002年的世界杯，韩国利用主办国的有利条件，大肆行贿，成功得“战胜”了意大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，最后拿到了世界杯第四名，成为世界足球史上最大的丑闻，没有之一。本质上就是另外一个“主裁判一语定乾坤”的比赛规则使然。

而之后的比赛全部引进了高速摄录技术，提供了准确的事实记录，而且是三裁判共同判罚，这就让主裁判的权力受到了限制——因为他不能违反事实而随意发挥。之后，韩国世界杯那样的丑闻就再未出现过。这也是合理规则的功劳。

这说明——违反规则的“规则”一定会滋生邪恶和犯罪。

现实中有这样的事:一个人被陌生人扇了耳光，受害者如果还击就会被认定为“互殴”。可如果按正常程序走，那么就会被带到医院去验伤，如果伤势不重，最多就是由对方“道歉”了事。

可是，打人耳光可不是简单的伤害，还是强烈的侮辱，仅道歉并不合理。假如打人耳光一次要赔偿对方一笔重金，那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。因此，“互殴”这个规则的合理性还需要优化。

所以，规则还是首先要讲“规则”为好，否则“规则”只能把世道搞乱……